《学衡》百年｜国史大义、宗纲地点：学衡祭酒柳诒徵的史学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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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二月三日，七十六岁的前史学家柳诒徵病逝于上海南昌路三百五十六号寓中，一代文史咱们人生闭幕。友人李思纯曾这样点评柳诒徵：“文章季世真知价，志业劬堂始《孝经》。”柳诒徵是我国史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要害人物，一起他也是学衡派的魂灵人物。

柳诒徵五四运动迸发那年的秋季，南京高级师范校园国文史地部迎来三十六位学生，时称国文史地部第三班，柳诒徵为该班同学开设《我国文明史》《东亚各国史》，是授课最久、教育最投入的教师。一时，青年学人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景昌极、胡焕庸、向达、王庸、范希曾、徐震堮等皆是这一班的学生，他们主张建立史地研讨会，又多为《学衡》撰稿，成为学衡派和南高学人的中坚力量。就在这一届学生结业之际，东南大学迸发易长风云，柳诒徵为支持校长郭秉文的教师与学生所排抵，脱离东大。为此他写下一首长诗《白门行》，记叙从光绪年间以来其在南京学界的见识。在述及南高、东南学人之盛，尤其是《学衡》杂志及《史地学报》编纂始末时，柳诒徵写下了以下诗句：……

纵论往辙及江乡，师范峥嵘构讲堂。

高节畴钦清道士，盛名转属郭汾阳。

一时才俊如集合，大学分科号晋级。

梅（光迪）吴（宓）文艺振金声，缪（凤林）景（昌极）风标森玉立。

谈天博士竺法兰（竺可桢），杨云（杨铨）清辩如翻澜。

张（其昀）陈（训慈）矻矻钩史籍，胡（先骕）邵（潭秋）眇眇张诗坛。

梵夹旁参五天竺，秦书近括三神山。

蹴踏杜威跨罗素，呵叱杨墨申孔颜。

万言立就走四裔，百宝麕聚无一难（此述《学衡》及《史地学报》）。

……

光绪二十七年（1901）横山村夫陈善余（字庆年）荐柳诒徵于缪荃孙，任职江楚编译局，这今后柳氏任教两江师范书院、南京高级师范校园、国立东南大学。北伐成功后，任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预备委员、国学图书馆馆长。抗战期间又曾在重庆任中央大学前史研讨所导师，受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大半生的时光在南京任课教育，从事图书馆工作。尤其是在南高师、东南教学的十年，树兰滋蕙，最号得士，一时柳门成荫，门生芳香。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间，风云变幻、山河鼎沸、陵谷沧桑，柳诒徵目击满清帝制毁灭、北洋政府倒台、日本侵华、国民党政权的败亡；更以切肤之感，阅历文明形状的剧烈改变，我国固有经史学术系统崩解沦灭。他曾写下“真成建武到黄初，史迹纷纭笔懒书。郿坞芒山煨烬例，纤儿撞破好家居”这样悲痛的诗歌。金陵一梦，恍如隔世。

一、“旧学”与“新知”——近代史学的要害人物柳诒徵是传统史学走向现代史学的要害学者，他有着清朝廪贡的功名，受的是传统的经史练习。在近代学术谱系之中，柳诒徵常被归于保存一派，或美其名曰“文明保存主义”，胡适等以之与张尔田等为一类人物。尽管钱穆、张其昀都视柳诒徵为东南学风的国家栋梁，可是这种形象往往是以新学术的对立相貌而呈现的。一九四八年中选中央研讨院院士的柳诒徵，却未能在一九五四年中选为学部委员。

被误以为“保存”的柳诒徵，真实是较早开眼看国际的人。一九〇三年头，缪荃孙、徐乃昌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赴日本调查教育两月，柳诒徵随行，游历横滨、大坂、东京、神户等地。在东京高级师范听了日本教授讲演教育原理、教育学、教育法，由此而直到其时国际各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状况，观赏日本各校园，看到了他们的办学相貌。在比较中外的教育状况后，柳氏发奋说：“苟有血气，能无愤怒，而坐视国人死保存习而不变哉。”缪荃孙据柳诒徵日记收拾而成《日游汇编》，作为调查报告而刊布。正是这一次调查，影响了柳诒徵关于教育改革的考虑。回国之后不久，是年五月，柳便与陶逊、陈义等在南京兴办江南榜首所新式小校园——思益小书院。开设有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绘画、书法等课程。张謇以为这是“我国榜首文明工作”。又依据“那珂通士《支那通史》，加以芟削，蕲合课程之用”编成了《历代史略》，它不仅仅一部运用广泛且连续时刻较长的前史教科书，还开了近代以来编撰通史作品的习尚。张舜徽以为，近代以来的“前史”这一概念和词汇，便源自于《历代史略》。清末，受端方托付，柳诒徵又就黄绍箕遗稿目录撰成《我国教育史》，这本书“为自来言教育史之先河”。又撰有《我国商业史》等专门作品。终究，柳诒徵以其在南高师、东南大学时期授课讲义为根底，编撰《我国文明史》而名世，奠定其在史学界的位置。我国古代虽有典制之学，但并无撰述专题前史的传统，“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兴旺”。柳氏无疑是在遭到日本学风影响之后，较早承受现代学术分科，并在国内引领习尚。

寻求“融通”，是柳诒徵学术思维中一以贯之的特征。晚年《家书》之中，柳诒徵指示女儿为学，“能得外国学者搭档，最有进益”。并自述：“我数十年来，能以旧学贯穿科学办法，乃是与许多留学生共处，得的优点。我国老先生没有科学脑筋，故尔思维掉队。龙蟠诸人不行进，也是由于没有新人商讨鼓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这并非虚言，但柳诒徵主张的“旧学贯穿科学办法”，又确然悬出一鹄的——即要以我国文明为底子和旨归。他提出：

“只怕没有一种抱负，能说出我国特别优点，和今天新文明相合之点。此则联系学理，不系乎饱览矣。……所以我觉得《论语》上说温故而知新，是学者榜首要义。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格□□到，不如此不能谈学识也。”（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家书）

“能说出我国特别优点，和今天新文明相合之点。”这就是学衡派“发达国故、融汇新知”最好的注解，与一般高头讲章不同，此处是《家书》中教育女儿的言语，的确也是柳氏内心中底子的观点。近代我国学术，确然能找到旧文明与新文明之结合点，若傅斯年、顾颉刚等皆能以新知研讨旧学识。而真实“能说出我国特别优点”的，则罕有其人，此又是柳氏为别人所不及之处。乐意讲“我国特别优点”的人，并不一定是保存和沿袭的。

咱们假如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学衡派的这一批学者，除张其昀外，其他如吴宓、柳诒徵、缪凤林、陈训慈、景昌极等等诸人，在一九四九年政权鼎革之时，都不谋而合地挑选留下来，迎候新我国的到来，这本身也是一个文明现象，值得研讨。“正其谊不牟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近代我国常识分子的一大改变，是由传统的价值常识人转向现代的技术常识人，传统的常识人不只要传承学养更要承载价值，而现代的常识人更多的是为了制作和传达常识与技艺，而咱们看到，晚年的柳诒徵，依然没有抛弃读书人应当“以文载道”的思维，并且这个“道”是能够跟着年代的变迁而批改的。

如上文所述，柳氏不光有一个敞开的心态，在其晚年甚至活跃必定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合理性，这种合理的必定，源自于一种了解社会正义的公心，他说：

“惟经常听见，许多亲族不了之事，甚可慨叹。大略都属马克思学说，品德变迁都由经济效果。原本清朝的读书人，只将圣贤之说作为做文章的标题，全部都不实施，实施的就是白痴。不待帝国主义的人压榨得来，现已是利欲熏心。及经外力压榨，生计困难，又无常识，全部苟偷，尽管不晓得马克思的学说，一切现象都在马氏所说公例之中。”（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家书）

“将圣贤之说作为做文章的标题”，恐怕不光清代学者如此，即民国年代“为学识而学识”及今天学者的“工具理性”亦不免有此一病。柳氏殷切体悟到，我国古代学识不是孤立的学说，而是道术相济、知行合一的一套系统，但能言其实际而不能行其义理，则所谓学识无关乎实际，为其学者就不免于“苟偷”了。陈寅恪先生晚年以近乎发泄心情的笔调，宣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反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相似的感受，柳诒徵先生早在编撰《我国文明史》时，即提出：“故论者谓今天专门旧学之前进，实与大众一般旧学之让步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柳诒徵和陈寅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预设，也就是学识的兴替变迁，是能够直接或直接的影响人们对社会品德联系的了解，从而影响社会风尚。

二、“蜕化”与“吸集”——我国文明的演进办法作为学衡的魂灵人物，柳诒徵的史学有其十分特别的取向。柳氏的名著《我国文明史》和《国史要义》，一向在探寻我国文明的发生、开展，及其特征，要找到“我国特别优点”。在《国史要义·史原》中，柳诒徵提出我国文明出于上古的“史官”，“周官五史，由司天而治人”，史官赞治则有官书，有官书则有义法，礼义由此生焉。所以，礼出于史，由史例而有经法，义理德性生焉。咱们不难发现，柳诒徵的史学理论，带有十分明显的经学颜色，但与乾嘉年代的经师考订文字、创造义例不同，柳诒徵一向尽力于使用古典文献重建我国古代文明发生开展的内涵逻辑，而这种重建，无法防止地要与西方传来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发生磕碰。能否给出一个整体性的诠释，是柳诒徵史学要面临的巨大应战。

晚清，伴跟着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特别是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书在国内的广泛撒播，西方社会由图腾社会、宗法社会而军国社会，成为解说前史演进的正义公例。人类社会，从粗野、半开化走向文明社会，也成为前史演进分期的三个基本要素。咱们看到梁启超、刘师培、夏曾佑甚至柳诒徵等学者，在编纂各类前史教科书的时分，或多或少都现已遭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怎么区分前史时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待我国前史演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上古、中古、近世的不同区分，到前史唯物主义思维指导下我国封建社会初步与资本主义萌提问题，聚讼纷纭，引发了大规模的论争。咱们无妨看看柳诒徵关于社会分期的立意。

柳诒徵所撰之《历代史略》第二章《前史大旨》云：“政治之得失，学术之升降，边境之分合，国势之盛衰，代有不同。然统观历代，大略：自唐虞至秦而一变，自汉至于五代而一变，宋元以来风会与上古划然不行复合，故兹编分为三大纪。”咱们会发现，《历代史略》的前史分期法与蓝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并不完全相同。在上世这一阶段，均以秦共同为边界。在中世阶段，那珂通世将限断划在了南宋，而柳诒徵则上推至唐末五代。天然，近世的开端也不同，那珂通世是在元代，而柳诒徵则主张在宋代。二十年后，柳诒徵刊行《我国文明史》，咱们发现其间依然选用了源自日本的上古、中古、近世的分期办法。可是分期的边界现已与《历代史略》截然不同。首要，上古的边界划定在汉代溃散而非周秦之际。其次，也是改变最大的，中古年代从东汉释教传入前后改为元明之际。近世，从元代的海上交通述起，但接着是明代中期西学东渐的开端。这一分期的特征，是以文明的演进为边界，而不再以王朝的替换为截然的限断。

柳诒徵《我国文明史》的前史分期，为其学生缪凤林所承继。缪凤林在抗战期间编纂《我国通史要略》，共分三编，榜首编止于秦汉，第二编止于宋元，第三编则为明清，简直和柳诒徵《我国文明史》共同。

为什么选用这样一种分期办法？柳诒徵在《我国文明史》开篇就提出，该书“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公例，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柳诒徵：《我国文明史》，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在特殊化一面，他要求学者注重“我国文明为何？我国文明安在？我国文明异于印欧者安在？此学者所首应疑者也”。在特殊性之中，则首要着重以汉族为主体的我国文明的优越感。他问道：“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试问前人所以开辟此全国，抟结此全国者，果何术乎？”柳氏所标举的“二义”乃是着重其间的特殊性，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以防止将我国的特殊性置于西方的普遍性之下。为了完成这一意图，柳诒徵有必要将华夏族群作为一个叙说的主体。他说我国的族群傍边“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其血缘之稠浊，绝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而华夏族群最大的特殊性乃是吸收、同化异族，融淬成一不断前进且扩展的新族。柳氏连续提问：“异族之强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汉族，汉族亦遂泯然与之相忘。试问我国所以包容此诸族，交流此诸族者，果何道乎？”能够想见，柳氏笔下“异族之强悍者”恐怕也有当下船坚炮利的“西方”的影子。从这个视点从头回溯前史的时分，咱们就能了解柳诒徵关于文明“蜕化”和“吸集”的了解，就有十分切中实际的含义。

在《我国文明史》中柳诒徵阐讲述：“人类思维不过吸集、蜕化两途。列国交通，则吸集于外者富；一国独立，则蜕化于前者多。”柳诒徵关于我国文明的演进，了解为“蜕化”与“吸集”的方式。榜首期由上古而秦汉，是蜕化本身文明之原创阶段。第二期自汉末而宋元，是吸集异族文明（西来胡族）尤其是印度文明而成果新文明的年代。第三期近世，在柳诒徵看来乃是西方文明输入与激荡的年代，这激荡的进程姑且在进行之中。柳诒徵在他的前两期文明史时段中，各有一个十分凸显的标志意味。一是“宋代”，一是“周代”。宋代是文明吸集年代终究构成的顶峰，而周代则文明蜕化年代终究构成的民族文明的实质。

从这个视点来了解柳诒徵，他的主张既不是墨守成规、盲目排外，也不是蠲弃国故、全盘西化，他是要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我国与西方之间，找到一种互补型的平衡，这也就是《论语》所谓的“无适无莫”“沉着中道”。柳氏以为，其时真实有价值的思维观念乃是西学与中学的交融，故而“因而现象，复生二种思潮：一则欲输入欧、美之真文明，一则欲发达吾国之真文明，又以欧、佳人之自讼其短，有取法于吾国前贤之思”。当然柳诒徵寻求的是“融通”：古今的融汇、中西的涵化，有必要以我国古典文明为本位，是有主体择善而从，这也是柳诒徵学术思维中一以贯之的特征。

三、“明史”与“清史”——重修旧史以再建纲常

柳诒徵以为，史之所重，在持正义，何故持正义，在于辨名分。柳氏谓“孔子之重正名，《春秋》之道名分，皆此义也”。我国古典的前史传统中，有撰述史学与考据史学两个传统。规整资料，编纂史书，续写公私前史，这是撰述史学，其发源甚早，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模范。比堪史料，考订错讹，区分真伪，这是考据史学，以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开其端，至清代乾嘉学派为一小高潮。近代以来，收到史学科学化的潮流影响，考据史学成为史学的干流。可是，身处古典我国向现代我国转型的进程，怎么撰述清代的前史，也成为一个前史性的问题。

在一九二八年底，柳诒徵曾驰书朱师辄讨论编修《清史》的义法（见《盋山案牍·复朱绍滨函》），他提出《清史》已然依照旧时正史编制，“自宜先定一主旨，采纳史料，分入纪传，必与此主旨一向”。这个主旨也应当与历代官批改史相同，有其清晰的价值指向，他说：“吾国史法，自春秋以来不过二端：一曰明君臣之义，一曰严夷夏之防。……如明君臣之义，则德宗之幽于瀛台，其时臣僚无人致争，即可见其不纲。若照新式编纂另立一种格局，则但求实际详备，又当别论矣。”其实，这并不是柳诒徵偶发新论，早在民国初年，柳氏便写下《清史刍议》，以骈文韵语方式，表达修史主张，以为《清史》将是“前集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是我国古典方式正史的终究一部，应特加注重。而其时掌管《清史稿》修撰的赵尔巽大不谓然，遂无下文。柳诒徵怜惜“以此知其书（《清史稿》）虽有编制，尚无主旨”。从编纂《清史》一事不难看出，柳诒徵主张“立义以定例”，例如在本纪义例方面，柳诒徵实则以为：南明诸王在，清未能得正统，直至康熙初乃破拥立、削三藩、延平归朝，故而《清史》应将太祖、太宗、世祖共同归为《满洲本纪榜首》，而次以《圣祖本纪第二》，如魏、晋之史书。再如严夷夏之防，清代宗室、宦官之祸，减于朱明，不该以其为满族而“痛肆诋諆”，但历代“文字狱”都没有像清朝这样苛酷，直至晚清犹“满汉轻视”甚显，则必不行曲笔有所恕辞。关于柳诒徵修撰《清史》的义法，其学生陈训慈点评“爱国杜渐之深心，彰彰甚明”。

柳诒徵不只关于清史的修撰有自己的观点，关于《明史》的修订，柳诒徵也曾有过一个庞大的方案。众所周知，章太炎有十分稠密的明遗民情结，这或许与其故土浙江是明遗民最多的地域之一有关。三十年代，在章太炎致其门人吴承仕的书信中，就说到说南边有学者要“重修《明史》”。这儿的南边学者，就是柳诒徵。一九二七年夏日起，柳诒徵担任国学图书馆馆长，他通过掌管南浔嘉业堂业务的施维藩，分近三十批次，誊抄该处抄补齐备的报经楼本《明实录》。嘉业堂本《明实录》，没有通过清初明史馆的篡改，文献价值较高。抗战期间，奸细梁鸿志依据抢掠而来的国学图书馆抄本《明实录》，影印成五百册，这也是最早揭露出书印行的《明实录》。一九三一年，有河南或人到南京求售十二册《明史稿》，经柳诒徵判定，虽非万斯同稿本，但仍是《明史》编纂进程中若干纂修稿本之留传，在无法出重金收买的状况下，乃集合南高、东南及门弟子及在国学图书馆供职者十二人，用不到两日时刻将该《明史稿》照原样誊抄一遍，入藏图书馆。上举两事，皆可见柳诒徵为重修《明史》所做的预备。惋惜，这一庞大工作，因日军侵华南京沦亡而被逼中止。抗战成功后，柳诒徵兼任国史馆纂修，一九四七年的纂修会议上，柳诒徵提出了修订《明史》的关键，兹据陈训慈回想摘抄如下：

1、《明太祖本纪》应增倒元复汉的思维及其时各种文献。

2、本纪中应添加明末三王本纪。

3、明中叶今后应增《满洲前纪》。

4、削去“大清”“大清兵”等字样。

5、补订《明史·艺文志》。（按柳氏此说，实则主张将明遗民的生平作品补入《明史》。）

咱们知道，清初修《明史》，始自康熙中徐元文授命任总裁，聘请万斯同掌管修纂，后王鸿绪予以改订，终究于乾隆初以张廷玉名义总裁颁行，前后历经近百年时刻，声称“良史”。但柳诒徵仍对《明史》提出了宗纲性的修补主张，而这些修补，仍会集在“君臣之义”与“夷夏之防”两个旁边面，以古人品德之法绳古人之行实，陈训慈点评“义例甚正”。

结语：治史以畜德

柳诒徵先生一直着重我国文明的底子，他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写道：“吾民族之兴，非无武功，非无宗教，非无法令，亦非匮于物资，顾独不偏重于他族史迹所趋，而兢兢然持空名以尽力于人伦日用。”空名，乃仅仅一种荣誉感，于日常日子、洒扫应对之间，尽力人伦、戒悌自律，这乃方是人之所以贵为人的精力旨归。柳氏眼中，前史学则是本乎诚恳、达乎人伦的精力价值的源泉与载体。在此种品德尽力之下，“华夏之人，服习名教，文儒治史，不能禁世之无乱，而必思持名义拨浊世而反之正。国统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柳氏信任，吾国政教文明，能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断，自有其内涵机理，此一内因即是以礼为中心，以史为载体的精力真实的传递。柳氏寄希望于“史能转人”，人须“大其心量”而读史，人因读史而“畜德”、“懂事”，终究“合全国以成一品德之集体”。当今之学者仍当师习古人治学之法，“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从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六合者之安在，是以知道我国文明之正轨”。

与很多二十世纪常识分子失望的心情不同，柳先生并没有因文明的出路问题，而沉思焦虑、绕室徘徊，而是以一种自傲的姿势展望。柳氏《国史要义》终章云：“曩昔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懂事之民族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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