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专题｜刘安志谈《周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刘安志（章静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发动以来，2013年推出了榜首部修订本《史记》，尔后连续推出《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金史》《梁书》与《陈书》修订本。《周书》修订本也于近来面世。掌管《周书》修订的刘安志教授系武汉大学前史学院院长，首要研讨范畴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敦煌吐鲁番文书，著有《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保藏卷）》《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讨》《新材料与中古文史论稿》等。在承受《上海评论》专访时，刘教授对相关问题作了翔实、深化的说明。
关于《周书》及其编撰者令狐德棻，能否请您简略介绍一下相关状况？刘安志：《周书》又叫《后周书》，是唐令狐德棻掌管编纂，岑文本、崔仁师等参加修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五十卷，其间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周书》虽以周落款，实践上记叙的是从公元534年北魏割裂为东魏、西魏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停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令狐德棻（583-666）是唐初闻名史学家，其家世居敦煌，为当地大族。德棻祖父令狐整，在北周曾官至大将军、始丰二州刺史。其父令狐煕，自幼“博学多才，尤明三礼”，北周时官至司勋、吏部二曹中大夫，入隋后历任鸿胪卿、兼吏部尚书、桂州总管等（《隋书》卷五六《令狐煕传》）。德棻出生于官僚世家，“博涉文史，早闻名”。他在唐高宗朝官至国子祭酒，参加过《艺文类聚》《氏族志》《贞观新礼》及永徽律令的撰定，又掌管或参加唐修《晋书》《五代史志》及太宗与高宗两朝实录的编纂，并监修国史，史称：“德棻老年尤勤于著作，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唐朝开国之初，因承隋末大乱，经籍图书散佚不完，令狐德棻遂向高祖李渊奏请“购募遗书”，派人誊写。武德四年（621），德棻又奏请编修前代正史。次年，唐高祖下诏命中书令萧瑀等编修魏、周、隋、梁、齐、陈史书，其间周史由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担任。然其时全国没有一统，政局不稳，百废待兴，故修史历数年而未成。直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下敕令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修史作业才真实发动。此次修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担任《周书》，后崔仁师参加帮忙编纂。贞观十年（636），《周书》与其他四朝史一起修撰完结。但此次修史并无表志，故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又下诏修撰“五代史志”。后来“五代史志”附入《隋书》，撒播至今。
《周书》修撰时刻相对短暂，存在材料收集不全、史实考订疏略等缺少。但唐曾经记叙西魏、北周前史的典籍都没有遗留下来，且成书于《周书》之后的《北史》，其西魏、北周部分根本上删省《周书》，较少弥补修正。《北史》修正之处，有些正确，有些删省不妥甚至呈现过错。因而，就现存有关西魏、北周前史的材料而言，《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材料也最为原始，作为“二十四史”之一部，对咱们了解、研讨这段前史有不行代替的重要价值。
因为《周书》编写时刻匆促，参阅的文献规模也很窄，自面世以来，历代史学家对它的点评纷歧。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道：“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谦让尤烦。”宋人晁公武也在《群斋读书志》中说它“多非实录”。到了清朝，《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一方面指出《周书》因为散佚而导致的错讹，另一方面则认可《周书》的史料价值，一起针对前人的批评，毫不谦让地反批评道，“（刘）知几所云，非笃论也”，“晁公武读书志祖述其语，掩为己说，听声之见，尤无取焉”。而清人赵翼尽管必定了《周书》相较于《北史》的长处，也批评它“意存避讳”“取舍失当”。您怎样点评这些环绕《周书》打开的批评与反批评？
刘安志：关于《周书》的点评，后来的史家既有批评，也有反批评，首要环绕两个问题而打开：一是《周书》是否“文而不实”，二是《周书》是否“意存避讳”“取舍失当”。这两个问题其实牵涉《周书》编撰的史源、文风与政治布景等，以下分述之。
从现存文献看，唐代史家刘知几首开《周书》“文而不实”的批评之声。清四库馆臣称晁公武对《周书》的批评是“听声之见”，也是说他沿袭了刘知几的成说。故四库馆臣的反批评，其实针对的是刘知几的批评。
《周书》的选材，首要有三类：一是旧史，包含西魏、北周史官所撰国史、起居注以及隋代牛弘未完之《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收集的家状之类的文献；三是根据时人回想而作的记载，如魏征等人为撰修五代史，多次访问孙思邈，“思邈口以教授，有如目击”（《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在实践修撰进程中，根本上仍是以牛弘《周史》为蓝本。刘知几指出：“宇文氏事多见于王劭《齐志》《隋书》及蔡允恭《后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见于萧韶《太清记》、萧大圜《淮海乱离志》、裴政《太清实录》、杜台卿《齐纪》。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以广其书。盖以其间有鄙言，故致遗略。”他批评令狐德棻仅据牛弘《周史》而重加润饰，“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史通》卷一七《杂说中》）。《周书》选材不广确属实际，但上升到“多非实录”这样的批评，并非的论。如《周书》中豆卢宁、长孙俭、郑伟等列传，即首要据庾信为他们所作碑志编写，尽管二者在年月历官等方面多有收支，但叙事有本，多可信从，怎样能说“多非实录”呢？
刘知几对《周书》的批评，还触及文风问题，如《史通》卷一七《杂说中》所云：“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谦让尤繁……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其实，令狐德棻所修《周书》，既以牛弘《周史》为蓝本，天然保存了不少崇尚古奥的西魏、北周文风，这与宇文泰的政治与文明寻求有关。西魏时，宇文泰为抵抗有晋以来竞为浮华的文风，命苏绰为《大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卷二三《苏绰传》）。受此影响，“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杨坚代周建隋后，“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史通》卷一七《杂说中》）。显着，西魏、北周文风的发生，自有其特别前史布景，诚如四库馆臣所言：“然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于敌国诋谤，里巷谣谚，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其实，《周书》这种言语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其时的前史信息与年代特色，为咱们了解知道西魏、北周时期的言语与文明供给了榜首手的宝贵材料。
关于《周书》是否“意存避讳”“取舍失当”问题，假如放在该书编纂的政治布景下考虑，其实不难了解。唐武德年间，令狐德棻上疏高祖李渊请修前朝正史，理由之一便是：“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故贻鉴今古？”（《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可知《周书》修撰，实与宣传唐朝二祖功业有关。不只如此，其时的朝中权贵还多是西魏、北周勋旧子孙，与北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因而，《周书》言外之意往往可见唐初门阀观念的影子，如卷一六传末中欣赏“其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可明此点。受此影响，《周书》列传的编列与择取，更多考虑的是为唐初达官贵戚的先祖立传，故而存在前后失当之处。刘知几曾对唐初所修诸史有过这样的点评：“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史通》卷七《曲笔》）刘知几的批评首要针对贞观年中所修诸史，仅仅《周书》相对比较出色罢了。其实，为当朝达官贵戚先祖立传，在历代官修正史中并不罕见，大可不必因而而苛责《周书》，贬损其价值。
掌管包含《周书》在内的“北朝四史”点校的唐长孺先生，将校勘与研讨相结合，广受我国史学界推许，能否请您谈谈对唐先生的点校作业的知道？
刘安志：包含《周书》在内的“北朝四史”点校本，是唐长孺先生掌管完结的。唐先生的点校作业，将校勘与研讨有机结合，广受我国史学界推许，“北朝四史”点校本也因而被誉为古籍收拾的模范。徐俊先生《谈〈魏书〉及“北朝四史”的点校与修订》（原载《汹涌新闻·上海评论》2017年3月6日，后收入《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明》，中华书局，2022年）一文，对唐先生的点校作业有精妙的概述与总结。今谨环绕《周书》修订作业，谈如下几点浅显知道：
一是广泛占有各种材料。众所周知，无论是文献收拾仍是史学研讨，广为收罗收集相关材料都是榜首要务。在这方面，唐先生为咱们树立演示标杆，引领前行方向。他环绕《周书》点校，在其时教育科研尚不十分正常的大环境下，广为收集其时所能见到的各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材料，并在校勘记中充沛体现出来，然后确保了点校水平与质量。如《周书》卷五〇校勘记第三一条，即据吐鲁番出土《麴斌造寺碑》碑阴所记高昌王麴宝茂名，以证《周书》作“茂”乃双名单称。又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出书于1956年，《周书》及《魏书》《北齐书》《北史》校勘记对此书多有引据，而“北朝四史”之外的其他诸史点校本，则未见引证。不只如此，唐先生还高度注重所用古籍的版别差异。如明刻本《册府元龟》出书于1960年，残宋本没有影印出书，唐先生仍主意网罗运用。据咱们开端查询，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只要“北朝四史”及《南史》《旧唐书》《旧五代史》诸史，运用过宋本《册府元龟》。又如《北史》《隋书》，唐先生在《周书》校勘记一起运用了殿本、局本、百衲本三种版别，这在“北朝四史”之外的其他诸史点校中，是不多见的。这种树立在充沛占有各种文献材料根底上的点校作业，材料预备充沛，立论谨慎厚实，点校水平与质量天然得到实在确保。
二是充沛尊重前人效果。环绕《周书》点校，自清代以来的相关研讨效果，无不在唐先生的参阅引证规模之中。如清代学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杨守敬《隋书地舆志考证》、张熷《读史举正》、洪亮吉《十六国边境志》、王鸣盛《十七史商讨》、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陈毅《魏书官氏志疏证》，近现代学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以及张森楷、张元济的校史效果等等。对待这些前人效果，唐先生坚持谨慎务实原则，既充沛参阅，又移风易俗。如《周书》卷三四校记第二八条“与东魏将彭乐[乐]恂战于新城”，张森楷指出：“北史‘乐’下更有‘乐’字。乐恂，扬州刺史也，见《侯景传》（《梁书》卷五六）。此脱一‘乐’字。”唐先生赞同张氏判别，据《梁书》补“乐”字。又卷四八校勘记榜首条“梁一般六年封曲江县公”，张矰《读史举正》卷六云：“案《梁武纪》（《梁书》卷三）中大通三年六月立‘曲阿公詧为岳阳郡王’，当从‘曲阿’为正。”唐先生则指出《南史》卷七《梁本纪》、《北史》卷九三《僭伪萧氏传》皆同《周书》作“曲江”，未从张矰之说。至于《周书》校勘记中发前人之未发，则不甚枚举。总归，无论是文献收拾仍是史学研讨，皆贵在求真务实，开拓立异，只要在承继批评前人效果根底上的立异，才是真实意义上的移风易俗。以此言之，包含《周书》在内的“北朝四史”点校本之所以被誉为古籍收拾的模范，并非偶尔。
三是校史、补史、考史有机结合。唐先生掌管“北周四史”点校，将校史、补史、考史三者有机结合，创始古籍收拾的新格式，此点最为学界所推重。尤其是在补史方面，成果至为出色。唐先生继陈垣先生据《册府元龟》补《魏书·乐志》脱叶之后，又据《册府》补《魏书》之《礼志》与《惩罚志》脱叶。这种长辈学者之间的学术接力，颇具传奇色彩，也因而成为学界佳谈。就《周书》而言，北宋以来就残损不完，即使是经清人收拾的武英殿本，书中也数处标有“此下缺”或“以下缺”字样。唐先生以深沉的学术功力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从《文馆词林》《通典》《册府元龟》等书中找到相关内容，并据以补入，然后使《周书》残损部分几成完帙，诚可谓功德无量之举！如武英殿本《周书》卷六《武帝纪下》中，就有“是日诏曰（此下缺）”这样的字样（点校本97页），唐先生即据《文馆词林》《册府元龟》补“诏”下五字、“曰”下八十二字（校勘记榜首四条）。又如《周书》卷三九《杜杲传》中“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句下，张森楷先生已发现问题，认为“本文口气，不甚了断。据《北史》则‘大夫’下有使陈与徐陵论答一段。此误遗漏，当依补正”。唐先生赞同张氏观点，但又指出《北史》有删省，《册府》卷六五七、六六〇所载杜杲和徐陵的论答，才是《周书》原文，所以据《册府》补五百八十七字，使《杜杲传》终成完帙。《周书》点校本中，相似的补史尚有多处，兹不复赘举。至于考史，则充沛体现了唐先生深沉的学术堆集、敏锐的洞悉才能、过人的识见判别。《周书》校勘记引经据典，文字简练，按断精审，识见高超，不只指出书本之差异，问题之地点，致误之缘由，释疑解惑，传达新知，并且经过校勘记展示自己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治学方法，演示引领，传经送宝，启迪后学。如《周书》卷三一《韦敻传》与《梁士彦传》，都是后人以《北史》补。张森楷先生认为：“《敻传》不妥与孝宽同列。据本书王雄、王谦、于谨、于翼各自为传之例推之，则原文断不如此乱也。据此传文全同《北史》，盖是后人取北史补者。”唐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按韦敻如独传，其人与孝宽不类，也不宜同在一卷。疑本附《韦孝宽传》。补此卷者抄《北史·韦孝宽传》到‘孝宽有六子，总、寿、霁、津闻名’而止。‘孝宽兄敻’一句在这附见的四子成绩后，隔了三百多字，就顾不得抄上。接着抄《敻传》又妄加‘韦’字。这样就变成独传的方法。后人写目录也就变成‘韦敻’而不是在孝宽下小字写‘兄敻’，沿误至今。”（校勘记第二五条）至于《梁士彦传》，唐先生按语称：“按士彦在周无多成绩，死于隋代。此传以《北史》卷七三《梁士彦传》补，下半叙入隋后为隋文诛死事，不该阑入周书。疑士彦亦是附传，因与孝宽同平相州，故连类而及。补者全取《北史》，其人始末备见，目录遂升为独传。”（校勘记第三〇条）这样的校勘记精审严密，识见高超，释疑解惑，发前人所未发，无不令人赞不停口！
总归，唐先生的点校作业能取得咱们一起认可的出色成绩，与他自己深沉的学养、超强的回忆、细致的思想、敏锐的眼光、深远的高见，以及精心的预备、勤劳的支付和对学术的寻求是密不行分的。
此次出书的《周书》修订本，能够说是对唐长孺先生点校本的拾遗补缺。修订从哪些方面着手？详细到版别、校勘等方面的处理，能否请您举例说一说？
刘安志：此次出书的《周书》修订本，是对唐先生点校本的拾遗补缺，这个说法是中肯而脚踏实地的。关于修订作业，咱们首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打开：
一是进一步收集相关材料与研讨效果。《周书》点校本出书后，又有一些新材料不断涌现出来，中日学者也有若干新的研讨效果，咱们尽可能收集，为《周书》修订做好充沛的材料预备，力求相关修订作业有所推动。如新增的文献材料，即有日本所藏唐抄本《周书》卷一九残卷、《北宋版通典》、《册府元龟》明抄本三种、《永乐大典》残卷、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建安刊本《北史》（存八十一卷），以及新出石刻材料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新增的研讨效果，有真大成《中古史书校证》、刘次沅《诸史天象记载考证》等。以上文献材料与研讨效果中，唐抄本《周书》、明抄本《册府元龟》（三种）、《中古史书校证》对本次修订作业有重要帮忙。
二是严厉依照蓝本校勘法原则进行修订。唐先生《周书》点校本虽以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为蓝本，但在详细校勘进程中，也恰当运用了诸本互校、择善而从的方法。修订本虽仍以武英殿本为蓝本，但严厉坚持蓝本校勘法原则，凡有改动处则出校说明，少量显着版刻讹谬，则写入长编，不别出校记。如点校本文末附《旧本周书目录序》，所据为三朝本或百衲本，而非武英殿本。修订本则改从殿本，并就改动处补充两条校勘记。
三是标点分段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标点分段方法》处理。修订本在分段方面悉依点校本，仅按编制撤销原点校本用以标明文字正误及增删的方圆括号，并改正少量不合新规要求及前后纷歧致的标点，修订部分专名线。天文名则与其他修订本同例，一起补标专名线。关于天文名补标专名线，首要由中华书局《周书》修正组诸位先生帮忙完结，这是需求特别指出并表示感谢的。据不完全统计，修订本总修正点校本标点约五百余处。以下试举二例说明之。如《周书》卷一九《豆卢宁传》记豆卢讃“累迁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武阳郡公”句，点校本断为“累迁开府仪同大将军、进爵武阳郡公”（310页），似有疑问。因为“累迁”是指迁官，与“进爵”不存在并排联络，中心应标逗号“，”而非顿号。又如卷三六《郑伟传》记郑常“以立义及累战功”而“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点校本断为“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635页），恐误。按“上开府仪同大将军”一称，本为周武帝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后的官名，中心不该断开。这些点校来源标点存在的疏误缺少之处，修订本都尽可能予以修订，加以完善。
四是修订点校本中存在的若干错讹之处。如书前目录卷一四作“贺拔胜 兄允 弟岳”，然卷前目录却作“贺拔胜 弟岳 兄允”，前后并纷歧致。又如卷二三校记第三〇条（400页），称局本从殿本改“诏”为“谓”。其实局本仍作“诏”，并未改字。又卷四八校记第二一条（880页），据宋本（即三朝本）、局本等改殿本“文”为“明”。然局本同殿本都作“文”，并不作“明”。卷三三校记第二一条（585页），《氐传》卷四九误为“卷五〇”。卷三五《崔谦传》中“乃令谦退”一语（612页），“令”讹为“分”。卷三七校记第二七条，云“宋本、南本、北本、汲本‘焉’下注‘附《高宾传》缺’”，但原文其实作“附高宾赞缺”，“赞”讹为“传”，专名线也因而需求改标。卷三八校记榜首七条引《北史》卷一五《高凉王孤传》附曾孙《元那传》，“孝文”误为“高祖”。卷三九校记第五条引《通典》卷三九，“三”讹为“二”。卷四七《姚僧垣传》“僧垣知帝诊候危殆”下注释序号，〔一三〕讹为〔一四〕，等等。修订本对点校本中呈现的这些错讹均逐个核对，悉数予以修订。
五是修正补充校勘记。《周书》点校本校勘记总有一四五一条，修订本删去七十八条，新增三百一十九条，沿袭一千零六六条，修订三百零七条，总有校勘记一千六百九十二条。关于原校记的删去，首要是因为点校本引书存有疑问，这首要是明刻本《册府元龟》的讹谬问题。如点校本卷四五校记第五条（820页）：“二千余人《册府》卷九八（逐个七〇页）‘二’作‘三’。”然《北史》卷八二《沈重传》、明抄本《册府》卷九八都作“二千余人”，知“三”字乃明刻本误刻。又同卷校记第二九条（823页）：“发杜氏违《册府》卷六〇六（七二七五页）‘违’作‘微’。”但《北史》卷八二《乐逊传》、明抄本《册府》卷九八都作“发杜氏违”，“微”乃明刻本臆改，《周书》作“违”不误。因而，这两条校记已无保存的价值。其次则根据人名与地名不重复出校、相通字不重复出校、《周书》不误他书误不校、《周书》人名全称他书省称不校、同类案例不重复出校、参校本脱误不校等原则，删去相关不合编制的校勘记。
至于对原校记的修正，则首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添加书证，按修订编制调整修正表述方法。二是改字出校。如点校本卷四四校记榜首七条（802页）：“纵酒饮燕宋本及《北史》本传‘饮’作‘欢’。”修订本添加《册府》卷四五四书证，改“饮”为“欢”。因为“纵酒”已是开怀畅饮，这今后不妥再出“饮”字。三是回改。如点校本卷五〇校记第六三条“（欧）〔敺〕世仁寿”（930页），据局本及张森楷之说，认为“敺”同“驱”，“欧”字不行通，故改“欧”为“敺”。按“欧”亦通“敺”，同有唆使之义。如《大戴礼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所记“或欧之以法则”，《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即作“或敺之以法则”，师古注云“敺与驱同”。可见武英殿本作“欧”不误，修订本遂回改为“欧”。
修订本新增校记三百一十九条，首要是据新出材料而补充。如据日本藏唐抄本《周书》卷一九残卷，新增校记二十余条等。
总归，修订本对点校本校勘记的增修正补并不多，这足以证明《周书》点校本的质量与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的修订作业，的确仅仅对唐先生原有出色作业的拾遗补缺罢了！
咱们该怎么知道北周的前史方位，以及相应的，《周书》为咱们更好地了解北周供给了哪些值得留意的信息？
刘安志：北周是南北朝隋唐前史开展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诚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宇文周为我国南北朝隋唐间承上启下之一大纽带，年代虽暂，而影响于子孙之政治社会各方面者綦巨。”（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这种承上启下的效果，首要体现在一起全国的进程中。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西魏、北周只不过是一个占有关陇区域的割据政权，但实践上其边境有一个逐步扩展的进程。西魏初期，控制区域只要今陕西、宁夏、甘肃等关陇区域。但在西魏后期，灭掉后梁，占有益州，控制区域逐步扩展到今四川大部、重庆、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掉北齐，一起北方。北周末年，静帝年幼，帝位落入隋文帝杨坚之手。隋朝在承继北周边境与实力根底上，终究完结一起全国的大业。
北周对隋唐前史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西魏立国之初，实力懦弱，经常面对来自东邻高欢的要挟，史称“高氏籍甲兵之众，恃兵马之强，屡入近畿，志图吞噬”（《周书》卷二《文帝纪下》）。而其时关中区域又散布着匈奴、氐、羌、鲜卑、汉等各种民族，管理难度颇大（马长命《碑文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宇文泰为与东魏对立，采纳关中本位方针，“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交融成为一家，以关中地域为本位之刚强集体”（陈寅恪《隋唐原则根由略论稿》）。清人赵翼现已留意到，“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陈寅恪先生则将北周隋唐控制者总结归纳为“关陇集团”。可见西魏北周时期构成的控制集团，深刻影响隋及唐初前史。“关中本位方针”亦复如此，隋唐时期的府兵军府散布、西北区域边防等都与这一方针有或多或少的联络。
西魏、北周政权这种“承上启下”的效果，还能够从更微观的前史视界加以调查。西晋末年，北方区域堕入战乱，高门士族纷繁南渡，与江南士族联手在建康树立东晋政权。东晋及这今后的南朝政权都承继了汉魏以来的原则与文明。北方区域则树立了许多来自北部边境的少量民族政权，终究鲜卑拓跋部树立的北魏政权完结北方的一起。这些北族政权特别是北魏政权的控制，除了遵用汉魏以来的传统外，还杂用不少北族的原则与风习，“盖取塞外粗野精悍之血，注入华夏文明颓丧之躯”（陈寅恪《李唐氏族估测之跋文》，《金明馆丛稿二编》）。南北因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明、宗教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开展走向（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隋朝一起南北，不只仅全国边境的一起，更敞开了新一轮的文明大交融。北周则为这一文明交融，奠定了政治上的根底。
关于《周书》供给的前史信息，首要是有关典章原则的记载。《周书》虽无表、志，但不少典章原则信息均可在相关纪、传中找到。南北朝时期，因为疆土割裂与人群活动等原因，州郡数量激增，地舆沿革杂乱。《周书》卷二《文帝纪下》记载了魏废帝三年（554）正月“改置州郡及县”的详细状况，是调查西魏、北周州县地舆沿革的重要文献。府兵制是贯穿西魏、北周、隋、唐的重要军事原则，但有关前期府兵制运转状况的材料颇少，相关记载隐晦不明。《周书》卷一六传末开列西魏末年八柱国与十二大将军名字官职，并对其统兵之制略有所述，如“右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等记载，即成为研讨西魏府兵原则的根底文献。北周官制，“虽行周礼，其表里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状况较为杂乱。《周书》卷二四《卢辩传》详细记载北周职官“名号及命数”，为整理北周官制供给了根本头绪。卷二三《苏绰传》详载苏绰拟定的“六条诏书”，论述西魏朝廷施政纲领及当地官员的为政原则，是了解西魏、北周政治史不行或缺的重要文献。根据《周书》中这些典章原则的相关记载，能够明晰宇文泰集团终究能锋芒毕露并走向强壮的原因。这今后隋唐王朝强盛形势的呈现，亦不难了解。
此外，《周书》虽是记载西魏、北周前史的史书，但于东魏、北齐、梁、陈史事也多有触及。编撰者在叙说西魏、北周前史沿革的一起，也留意记叙分立政权之间的联络。清人赵翼对此大加欣赏：“当后周时区宇分割，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逐个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邦邻之事，然有书有不书者。……而《周书》则纪载不遗，以醒端倪，此书法之最得者也。”（《陔余丛考》卷七）不只如此，《周书》还保存了与后梁政权有关的宝贵史料。如卷四八不只给萧詧、萧岿、萧琮等立传，并附记后梁的首要朝臣，这些都是研讨后梁政权的重要文献。更值得一提的是，《周书》卷四九、卷五〇《异域传》初次体系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前史，实是不行多得的珍稀史料。
还有，《周书》多不录易代之际的九锡文、禅位诏等，被清人赵翼赞誉“取舍之净”（《陔余丛考》卷七），但也收录了一些信件、时策、诗赋等，极具学术研讨价值。如卷逐个《宇文护传》所收宇文护母子及东西魏之间往复的数封信件，是研讨中古宗族史、社会史、政治史等方面的榜首手材料。卷三一《韦孝宽传》所收“平齐三策”，是讨论周、齐、陈之间地缘政治与北周平齐战略的重要史料。卷四一《庾信传》所收庾信《哀江南赋》，以及卷末史臣论，是研讨中古时期南北朝文学的宝贵文献。
总归，《周书》是现存有关西魏、北周前史最为原始的记载，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值得进一步挖掘运用，以展示更为五光十色的前史画面。
隋、唐都承继了北周的政治遗产，而北周作为割裂时期的政权，《周书》编撰者怎么处理其政权的正统性？
刘安志：上文业已指出，唐初编撰《周书》的意图之一是宣传李唐二祖功业。在其时人心目中，李唐“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但北周仅仅割裂时期的一个政权，而隋唐都是一起王朝，怎么处理北周政权的正统性问题，以标明隋唐王朝根由有自，就不能不在《周书》的编撰上下功夫。
北周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政权，其正统性相同面对政权从何而来以及北周怎么开展为隋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榜首个问题牵涉到《魏书》的编撰。北魏割裂今后，高欢占有关东区域，宇文泰占有关陇区域。二者为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都挑选拥立北魏皇室后嗣为帝，各以拓跋政权的承继者自居。这当然能够在实际政治中发挥效果，但修撰史书叙说前史开展时，仍是会面对东魏、西魏谁才是北魏的真实合法承继者这一问题。现在撒播下来的《魏书》，是魏收在北齐天保二年（551）受命所撰，天然以东魏为正统，说明北齐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东魏。诚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指出：“西魏宇文泰所立，东魏高欢所立，两家皆篡弒其主者，则二魏难分正伪。《魏书》直以东魏孝静帝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为立纪，仅附见孝静纪中，既属不确。且西魏文帝崩后尚有废帝钦、恭帝廓，并不见于纪。”（《十七史商讨》卷六六）进入隋代，魏收所撰《魏书》天然不合政治需求，故隋文帝下诏命魏澹等重修《魏史》。《魏史》“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靖称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已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西魏政权的正统合法性。迨至唐初，武德五年高祖李渊下诏修“六代史”，其间就包含《魏史》。贞观三年从头修史时，因其时已有魏收、魏澹两家魏史，故只修“五代史”。武德年间下诏修撰的《魏史》，怎么处理正统性问题，因修史未成不得而知。但修“五代史”时，这个问题只能在《周书》中下功夫。咱们今天所看到的《周书》，不只记载了北周一代前史，还叙说了西魏政权二十二年（535-556）的前史。《周书·文帝纪》分上下两卷，虽首要记叙宇文泰之功业，但一向运用西魏年号，其奉西魏为正朔之意甚明。而西魏承北魏，北周又承西魏，这种前史书写把北魏、西魏、北周三者有机串联起来，然后证明北周政权的正统合法性根由有自。《北齐书》尽管也在《神武纪》《文襄纪》中触及北魏末年及东魏前史，但这仅仅追述北齐建国前史。相较而言，《周书》有意“打破”北周时空的编纂风格，是十分显着的。此点与下面的问题也严密相连。
第二个问题则牵涉隋唐政权怎么接受北周而来。前文业已指出，武德年间，令狐德棻上疏奏请修史，直言高祖李渊“复承周氏历数”，这标明李唐政权的德运相承，是从周隋而来的，北周正统方位得到充沛必定。但北周究竟不是一起政权，其时仍有东魏北齐、梁陈与西魏北周三分鼎立。怎么在《周书》编撰中体现出北周的正统方位？这能够从《周书》在空间规模上的叙说特色予以调查。上文还指出，《周书》不只记载西魏、北周的前史，也叙说了东魏北齐与梁陈史事，此点深受清代学者赵翼好评。别的，后梁政权作为西魏的附属国，《周书》卷四八不只给萧詧、萧岿、萧琮等立传，还附记后梁的首要朝臣。卷四九、卷五〇《异域传》，则保存了西魏北周政权与北方少量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往来的史事。显着，《周书》在空间规模上的这些书写，在一起期修撰的《北齐书》中是看不到的。由此不难推知，在初唐时人的编纂理念中，西魏北周政权并非偏安一隅，而是正统合法的宗主国，居于国际文明交流的中心方位。隋唐则承继了这一国际性特质，并终究发扬光大。
此外，如上文所言，《周书》编撰还深受唐初门阀观念的影响。众所周知，唐初修撰的《氏族志》，旨在“崇重今朝冠冕”，根本原则是“不须论数世曾经，止取今天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令狐德棻编撰《周书》的一起，还参加了《氏族志》的编写，天然深悉其时的政治生态与权贵诉求。《周书》为唐初权贵先祖立传，在史论中夸耀“其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这既是实际政治的需求，也反映了李唐与北周的前史秉承联络。由此言之，《周书》不只仅一部西魏、北周史，更是一部唐初门阀贵族构成史。
总归，经过《周书》编纂，唐朝进一步刻画了北周上承西魏、下启隋唐的正统方位，然后也为本身政权的正统合法性构建了前史根据。
详细到北朝，高欢与宇文泰这两位政治人物的比较是一个绕不开的论题，能否请您简略谈谈北周、北齐实力消长背面的原因？
刘安志：高欢和宇文泰有不少附近之处，二人都身世六镇，在北魏末年的战乱中逐步兴起成为权臣，又分别是北齐、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在《北齐书》和《周书》中，两人都是英明神武的形象。高欢和宇文泰之间曾有过数次交兵，互有胜负。东西魏割裂之初，“高氏籍甲兵之众，恃兵马之强，屡入近畿，志图吞噬”（《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但终究西魏逐步走向强盛，继起的北周灭掉北齐，一起北方，为隋朝完结全国一统大业奠定了坚实根底。战役不只仅军事力量的比拼，更是归纳实力的比赛。北周、北齐实力此消彼长的背面原因，与宇文泰及其继任者励精图治、锐意变革、体恤民生是分不开的，一起也与北方民族盛衰存在必定相关。
北魏刚刚割裂为东魏、西魏时，两边实力距离是适当显着的。“夫高欢所据之地，其丰饶固能使武夫有所眷恋，而邺都典章文物悉能继太和洛阳之遗业，亦可令华夏士族略得满意”（陈寅恪《隋唐原则根由略论稿》）。关中区域长时间遭受战乱，经济凄凉，百废待兴。如西魏初年的岐州，“所部大众，久遭离乱，饥馑相仍，逃散殆尽”，刺史郑孝穆就任时，一州户数只要三千（《周书》卷三五《郑孝穆传》）。在这样一种实力悬殊的布景下，宇文泰除施行“关中本位方针”凝集胡汉民心，创建关陇集团拉拢各方人士，树立府兵制加强军事力量外，还持续推广北魏创建以来的均田制，注重开展农业生产，活跃康复社会经济。苏绰在“六条诏书”中特别提出要“均赋役”，按捺吞并，改进民生，削减贫富距离。继起的权臣宇文护、周武帝宇文邕等，也都能承继宇文泰所创始的基业，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尤其是周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的进一步变革，使北周国力大大增强，然后彻底改变了国力东强西弱的格式。最典型的比如，莫过于周武帝经过灭佛事情，将“寺院经济”下的大众转化为国家编户，从寺院取得很多人力、物力，史称“自废（佛）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一〇）。
北齐的状况则大不相同。宋孝王《关东习俗传》云“天保之代，曾遥压首人田，以没收簿。比武平今后，横赐诸贵及外戚佞宠之家，亦以尽矣。又河渚山泽有可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北齐无法按捺严峻的土地吞并，导致“强弱相凌，恃势侵夺，赋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通典》卷二《食货》）。直到隋文帝控制的开皇年间，史籍仍称“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由此可见，西魏北齐尽管占有关东富庶之地，但未能有用按捺土地吞并，改进民生疾苦，将财富与人口转化为国力。一起，北齐释教实力活跃扩张，控制者很多建筑寺庙，开凿石窟，邺城替代洛阳成为北方释教中心。这不只形成巨大资源糟蹋，并且寺院还广占良田与依靠人口，使国家财力大受损创。《广弘明集》卷七载北齐武平时期：“于时崇重佛法，造制穷极。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可为明证。
北齐也未能处理好六镇勋贵与河北士族之间的联络。北魏迁都洛阳后，华夏化进程加快，北方六镇将士方位下降，终究引发六镇起兵，不坚定北魏政权。东魏北齐政权承继六镇军事武力的一起，也承继了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华夏化遗产。两者在短时刻内会聚一地，导致东魏北齐政权内部呈现出适当杂乱的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对政权走向的影响不行小视。早在东魏时，侯景就表达出对高澄的轻视，公开说“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同事”（《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标明控制集团内部缺少微弱的凝集力。高欢身后，控制阶级内部割裂日趋严峻。文宣帝、孝昭帝时期，六镇勋贵与河北士族打开了一系列的尔虞我诈。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河北士人祖珽运用北周“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的流言，进言害死北齐名将斛律光。唐初史臣修撰史书，写到斛律光之死，也不由感叹“内令诸将崩溃，外为强邻报雠”（《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相较于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人心凝集，北齐控制集团的重重对立终究形成了严峻的政治内讧。
随同而来的，则是东西两边实力此消彼长。《北史》卷五四《斛律光传》有一段记载，颇值留意：“初，文宣时，周人常惧齐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渐紊，齐人椎冰，惧周兵之逼。”其时东西两边以黄河为界，文宣帝时每到黄河结冰，周人常忧虑北齐趁机踏冰过河进攻，所以派人将冰面凿开。但到北齐武成帝时，形势已发生改变，齐人开端忧虑周人踏冰过河，故而到黄河上凿冰，防护周兵，由本来的攻势转变为守势了。这一细节描绘，充沛反映了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实力之间此消彼长的实质性改变。
此外，北周终究走向强壮打败北齐，也与其时的北方民族盛衰有关。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从周边实力调查唐朝内政，提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这一调查视角相同能够运用于周齐之争。从公元四世纪后期到六世纪初，柔然在北部长时间与北魏政权坚持。北魏割裂为东西魏后，柔然与东魏联络密切，《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称“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交游不停”。二者联手，一起构成对西魏的限制之势。迨至六世纪中叶，突厥兴起。西魏大统十二年（546），突厥求婚柔然未成，反被柔然谩骂为“锻奴”，遂转而向西魏求婚。大统十七年（551），西魏以“长乐公主妻之”，开端与突厥交好。在突厥与柔然的交兵中，北齐挑选支撑柔然，文宣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北齐书》卷四《文宣纪》）。西魏恭帝二年（555），突厥终究击灭柔然，北齐也因而失掉北部盟友。实力东扩之后的突厥，逐步成为横亘在北齐北境的巨大要挟。北周充沛运用这一有利形势联合突厥共抗北齐，《周书》卷五〇《突厥传》即称：“时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接之，认为外援。”北齐终究在北周与突厥的联手进攻下走向覆亡。从这个视点说，北部草原区域民族的盛衰与政权的更迭，也深刻影响到了周齐实力的此消彼长。这也是咱们知道北周平齐甚至隋唐一起全国这段前史不行疏忽的一个旁边面。
附记：
本文的编撰与修正，得到吕博教授及其他《周书》修订组成员的忘我帮忙，其间博士生毕健康同学出力最多。谨此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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